该人士认为，“两高一资”政策的核心是解决高能耗高污染问题，当年提出控制高耗能、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，是基于当时的发展环境与投资过热等问题，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了特定的积极作用。但当时的逻辑，到如今已经很难成立。

　　“要解决能耗和污染问题，就意味着要改进和投入，但被‘两高一资’后，企业在银行反而又拿不到钱。”上述人士分析说，“更根本的解决方案，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，如并购重组，来提升行业集中度、提高资源的使用的效率。然而，问题在于，被列入‘两高一资’之后，给并购也带来了困难。”上述人士说。

　　上述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，在并购实践中，制约体现在诸多层面，如对投资项目的批准，会因为涉及到钢铁业而更为审慎，对于过程中涉及的异地安排如环保指标、产能的指标的转移等等，均会带来影响。

　　“很多金融机构，对我们做的事其实很赞赏。但并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依然需要政府层面的支持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，他们只是具体的执行机构，受制于政策的影响，大的政策方面如果没有改变对这个事情的认知，没有做一个更高层面的政策性的引导，下面执行的部门就会非常难办，即便他们有合作和支持的意愿。

　　四源合基金为中国钢铁行业首家产业并购基金。2017年，具备深厚背景的四源合基金曾对破产的重庆钢铁成功进行了重整。但该基金自成立这3年来，并购的推进整体上也并不容易。

　　上述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，某种程度上，重庆钢铁的重整成功，是在特定条件下完成的，要复制这样的样本并不容易。

　　而这个问题，对于当前的钢铁业来说，恐怕显得很关键。自2016年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，作为整个产业的核心发展目标之一，中国钢铁产业一直在力图通过并购提升产业集中度，但进展却颇显迟缓。过去4年间，行业内并购的案例寥寥可数。

　　上述人士认为，在一个存量的行业中，并购是优化资源调整的最佳方式，中国现在钢铁业的集中度还是比较低，并购是根本性的解决路径。以重庆钢铁为例，区域市场本身有需求，企业自身也有基础，通过并购，资产债务、企业机制、效率都得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，企业得以起死回生，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，多方利益得到了保障。

　　但事实上，并购在现实层面的阻碍依然很多，“两高一资”则加剧了这种限制。

　　“钢铁作为制造业的核心食粮和一个高效能的材料性行业，应当赋予其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，同时，为了行业更有效率的发展，应该出台一些有利于并购的政策。如果对一个制造业的核心材料供应部门，采取歧视性的产业政策，对整个国家产业链的优化和资源配置，都是不利的。”上述人士说。